之前看了一本书，叫做The end of average。书中对重视人群平均值却忽略个体特征的思想和方法论的来龙去脉，以及在这种思想基础上诞生的以人群平均值来对个体进行分类——如高于平均、平均和低于平均等——和Taylorism的诞生及其对社会生活以及科研方法等许多方面的深刻影响进行了解释。了解这种思想和方法模式对老师、医生这类和个体打交道的从业者具有很好的警示作用。对我自己而言，也认识到了自己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错误。不过现在不是想讨论这个问题，而是想说说作者在书中举的一个例子。

书中提到微软之前采用的Stack ranking绩效考核系统对员工进行排名，以决定其收入乃至去留，所以员工为了能排名靠前，所有其他不利于提高自己排名的事务的优先级都得往后靠，包括诸如配合Top perfomers工作等不利于自身排名的情况。书中评价微软的这一绩效考核系统是一个“unmitigated disaster”，2012年有杂志将微软依赖于Stack ranking的那几年称为“失去的十年”。而微软也于2013年，取消了这一评价体系。

之所以对这种情况深有感触，是因为在我们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内广泛存在类似的情况。以医生的职称晋升评价体系为例，SCI论文数量和科研课题是一个核心的指标。科研对于医学的发展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作用，SCI在出现之初，也是一个极好的评价科研水平的参数。但是当这个评价参数对提高个人收入和职称晋升逐渐起到一票否决的作用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大家努力的目标，其他重要性不如它的参数的地位便只能往后靠，比如临床水平乃至学术道德。

这种采用单一或数个指标构建的对个体潜能或工作表现进行评价的体系，在很多时候都是颇有效率和参考意义的。但是如何搭建这一系统以对真正具有价值的个体特性和能力做出客观评价却并没有那么简单。另外一个困难在于，如Goodhart所说，“Any observed statistical regularity will tend to collapse once pressure is placed upon it for control purposes”¹。Adam Kucharski在The rules of contagion中将其表述为“When a measure becomes a target, it ceases to be a good measure”。即当一个评价体系中任何一个或几个参数对于个体评价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候，这个评价手段便会变成个体乃至评价部门去努力攻克的目标，从而使得这些参数的评价效能降低。

回到医生职称评价体系中“SCI为王”的情况。现代医学中科研思维对于临床医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没有科研思维的训练，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临床医生的，因为你或许能在临床发现问题，但却无法科学地设计试验解决这一问题或者证实你的发现，你的个人经验只能局限于个人经验，无法上升为更易于传播的理论。但是这一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是过于强调SCI在医生职业生涯中的重要意义，以至于让这个评价手段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

知乎上有人戏谑地评价这种情况：

医生做得好才有经验，特别好的医生才能有特别高价值的经验，只有真正卓越的经验才能写出好论文。反推过来:论文越好，医生越好。这时候有人就开始想了:既然论文越好，医生越好，干嘛要走完整个流程呢? 5个包子能吃饱，我干嘛吃前四个呢?老子直接吃最后一个包子不就行。于是有人直接发论文，反推可得，他是好医生。

这是SCI这一指标变成了医生的目标的后果：既然晋升SCI为王，那我还关注临床水平干什么，养好细胞不就得了。后来甚至偏得更远了，2017 年，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旗下期刊 Tumor Biology 曾因论文作者通过第三方中介投稿、伪造虚假同行评审，一次性撤回 107 篇发表于 2012～2016 年的来自中国的医学论文，引发学界震动，这是为了发表SCI文章连学术道德都要往后靠了。

思路中断处：其实写到这里，后面是想继续吐槽将科研和临床水平挂钩的，但是构思的过程中突然闪现出另外一个观点。因为科研水平其实并不能反映出临床水平，甚至科研的思维方式和临床思维方式也并不是一个套路，也就是说这两个指标可能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指标。而事实上也并没有出自考核机构的“科研水平等于临床水平”的“官方”提法，之所以很多人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科研水平等于临床水平”的想法，可能是因为进行了一番等价交换的换算：科研好=职称高，职称高=临床水平高，所以科研好=临床水平高。如果科研和临床水平是两个独立的指标，那么医院要求同时搞科研和临床，只不过是抓的两个工作要点或者工作任务而已，可能并没有通过科研水平来体现临床水平的本意，只是过于强调科研而非科研思维对于医生职业生涯的重要性了，因此也就不打算继续吐槽了。但是，手段变成了我们的目标从而忘记了我们真正的目标的情况，还是需要警醒的。